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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国记者约翰包威尔(上)
上传时间:2020-07-30点击:762次

包威尔父子是二战前后两位具有代表性的美国记者,老包威尔亲历了日本发动战争的残暴,被日军监禁虐待,失去双脚;而年轻包威尔却在麦卡锡主义猎共的时代,受到自己国家的凌辱,失去纸笔,退出记者生涯。历史捧红了许多明星记者,却逐渐忘记包威尔父子以记者身分投入大时代的艰辛。

做为台湾人,尤其不该忘记年轻包威尔在台湾最黑暗的时刻,勇敢进入台湾,向世人报导了1947年的三月大屠杀。他是二二八事件之后第一批进入台湾的西方专业记者,在台湾停留九天,造访现场与目击证人,在三月底发表英语世界第一篇关于二二八事件的详细报导,大标题为「台湾的血浴」,震惊西方世界。之后各英语大报的描述,均不出这篇报导的内容。

笔者将翻译「台湾的血浴」于后,在此之前,我们有必要先深入了解包威尔父子其人其事。年轻包威尔对二二八的报导绝非否认屠杀者制式的恶意曲解,认为都是出于美日帝国主义的邪恶动机,故意製造问题给中国。刚好相反,包威尔是中国忠实的朋友。事实上,包括国人熟悉的葛超智在内,他们对局势的观点都不是华盛顿的主流想法。

即使抽离二二八的脉络,年轻包威尔在美国新闻史上的地位,应该享有比他已得到的注意还要高许多的尊敬,对当代的新闻从业人员,仍不失为典範。以下是包威尔父子的故事,从1947年三月的一期TheChinaWeeklyReview谈起,以下称「中国评论」。

〈一〉

1947年三月初,老约翰・班・包威尔(JohnBenjaminPowell)过世,同年三月八日发刊的中国评论,以社论悼念了这位主持了近三十年的总编兼发行人。老包威尔的确是位值得尊敬的记者,中国每周评论1917年于上海创刊,自包威尔1918年接手以来,一直扮演着英语世界了解中国事务的重要窗口。包威尔十分同情中国的处境,对帝国主义的谴责不遗余力,尤其对日本的侵略深恶痛绝,也谴责战前美国的姑息主义。他对国民党的批判不轻,对蒋介石的独裁十分不以为然,但基本上他把希望放在中国民族主义者身上,希望他们能尽快学习自己治理中国事务。

美国记者约翰包威尔(上)

1941年日军直逼上海,老包威尔坚持不撤出上海,要保护杂誌社员工与尽力救助沦陷区的中国人。但日军进城后他自己很快就被逮捕监禁,在恶劣的环境下受尽虐待,双脚严重冻伤而必须截肢。1942年透过美日换俘得以回到美国,但身体健康再也无法恢复。战后他希望能回到上海工作,但除了勉强出席东京大审作证,已无法长途旅行,此生无缘再回上海。

老包威尔过世的消息传出,各界悼念的电报涌至,该期中国评论节录不少重要人士的电文,其中包括蒋介石与当时驻美大使顾维钧。蒋介石这样称讚包威尔,「透过他正义与强大的笔,让世界知道中国的原则」。顾维钧说「全中国会一起哀悼失去这位伟大的朋友」。中英文的各大报也纷纷报导他的死讯,纽约时报称他为英雄,备极哀荣。

〈二〉

杂誌社因战争停刊四年,战后1945年十月复刊,交由年轻的包威尔主持,是本文的主角,约翰・威廉・包威尔(JohnWilliamPowell),1919年出生于上海,隔年父亲把他送回美国,除了六岁回到上海与父母同住一年,他与母亲的家人在美国中西部成长,受教育。虎父无犬子,年轻包威尔之后的事蹟更应该让所有媒体人都肃然起敬。

美国记者约翰包威尔(上)

1938年进入父亲的母校,密苏里大学,主修历史与新闻,决定追随父亲的步伐,从事记者工作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,尚未完成学业就在1940年烽火中回到上海,1941年上海沦陷被迫离开,父亲留在上海英雄式的决定让他震撼。回美国后自愿受战地记者训练,1942年再次以记者的身分投入战争,来到中国重庆。战后回到上海,直到1953年中国评论关闭。

与老包威尔一样,父子两人对中国都怀有一份情感与过多的同情,但年轻包威尔比父亲的处境更加複杂。在老包威尔的时代,中国共产党一直是背景杂音,但不是中国问题的主要焦点,帝国主义才是中国的主要敌人。战后国民政府的专制与腐败不再有藉口,国民党却变本加厉,民心向背,共产党将取代国民党的态势已十分明显。在这样的情势中,年轻包威尔对国民党採取更加严厉的批判,对共产党也必须重新评估,转而採取同情的立场。

无奈的是,这样的转变与他自己国家在华盛顿的政客并不一致。国家政策与记者良心的冲突在记者工作里时常出现,当时同情中国共党革命的西方记者不少,包威尔的态度未必会引起华盛顿的注意。真正的问题出在包威尔与其父一样,坚持留在上海,在共产党全面取得政权后,他不愿如多数西方记者撤出红色中国。不同的是,老包威尔敌视占领上海的征服者,与日本有致命的冲突,但政治上黑白分明;而年轻包威尔同情中国的革命,胜利的欢愉没有即刻的冲突,但缺乏长期的观察与流通的资讯,反而容易失去记者的嗅觉,而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后对思想与资讯的控管,更甚于在上海的日本人。

〈三〉

解放后韩战旋即于1950年爆发。美国的介入让包威尔採取强烈批判的立场,1951年起每期的中国评论不断对美国指控,这些指控多属意见表达,尚未踩到美国官方的底线。但逐渐地,评论开始採用中国官方的报导,最后指控美军在韩战中使用生化武器,种下包威尔日后的麻烦。

中国评论的全盛时期有上万的订户,上海书报摊均有出售,主要对象为在中国的外籍人士,西方媒体也时常引用,知名度相当大。解放后随着西方几乎全面撤出新中国,杂誌社的营运很快就出现问题,包威尔数度打算停刊,但在朋友的鼓励下勉强撑下来。后来由周刊改为月刊,但仍无法得到足够的收入维持。1953年七月出版最后一期,在对新中国未来的祝福声中,结束了这份曾是西方了解中国最重要的英文评论。

然而包威尔真正的麻烦才要开始,他没有意识到他的母国已经恐共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,麦卡锡主义席捲美国。国会以参议员麦卡锡为首的猎共委员会,恶名昭彰,岂会放过包威尔?但这些委员会主导的听证会多半只是羞辱恐吓,製造社会氛围,让被审问者屈服,不屈服者可能身败名裂,失去工作,虽然恶劣无比,但少有进一步发动司法追杀的,而这正是包威尔要面对的。

其实包威尔早在上海就被盯上了,国务院、CIA、FBI的档案里,对他的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。他结束杂誌回美的决定传回情报室,被评估为将成为红色中国在美国有效的宣传工具。1953年八月他带着妻子与两个幼儿回到美国,踏入国门的第一步立刻遭到麻烦,所有的行李与杂誌社的2000本书籍以「有政治性质」为由扣留。这些书籍要等八年后才打官司要回来,还必须付保管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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